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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兵參加抗戰的故事

嚴秀峰

  1937年,中國民族抗日戰爭,是中國有史以來,一段空前劃時代最偉大的歷史。那是一個交熾著侵略與反侵略、生與死、光榮與屈辱、新生與毀滅的偉大時代,那是我們的民族國家在民族抗日戰爭中嚴峻的試煉裡艱苦成長的歷史,億萬中華兒女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挽救國家的淪亡,都紛紛走出家庭,走出課堂,走出工廠、田莊、「到前線去吧!殺敵」,匯集成一股大時代的鉅流,在抗日的大洪爐中,鍛鍊成「成鋼成鐵」。當時扮演抗戰重要歷史任務並堅決抗日的台灣義勇隊,在這場中國苛刻戰爭的考驗中,除了面對抗日戰爭外,還要遭受國民黨軍隊的襲擊,而在雙面作戰中,做出崇高偉大的貢獻,付出鉅大的犧牲,而我渺小的一生,便是在這偉大的時代光輝的歷史中一粒微塵,但對於抗日衛國這段歲月裡,確是我與先夫李友邦先生,畢生難忘的時日與記憶,假使我們能重活一次,我會毫不猶豫的和我先夫李友邦,仍然願意把我們的生命,獻給偉大的祖國和具有民族血緣的台灣故鄉。
  戰爭是殘酷的,生命是寶貴的,但當日帝強敵,狂妄誓言,「一舉在三個月內蓆捲中華、征服中國」,而我們的民族國家,正遭受強敵毀滅性的侵略而危在旦夕,中國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的時刻,凡是有血性的中華兒女,都會毫不考慮的投入那煉獄般的戰火裡,用自己生命的祭幡,創造國家繼起的生命,延續其傳承與生存。
  那時我才十七歲,眼見家園已毀,國將淪亡,一份強烈的愛國使命感,驅使我參加抗戰,走上戰場。我是家裡唯一為父母鍾愛的獨生女,欲達到參戰報國的願望,殊非易事,但我深深瞭解,父親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我告訴他老人家說:「國家的局勢日趨惡化,城鄉相繼淪陷,國家不保,焉有家存?您曾對我講過花木蘭從軍的故事,難道您不希望您的女兒效法花木蘭嗎?請允許我去參加抗戰,盡一份國民應盡的責任。」
  父親的「拒絕」是意料中事,我並不因此氣餒,經過了五個多月鍥而不捨的懇求,爭取奮鬥,一天,父親終於點頭答應了。父親說:「難得你有這份愛國的心願,『忠孝不能兩全』,你去吧,我同意你去參加抗戰,但暫時不能讓你母親知道,她絕對不會答應的,不要徒增她身心憂傷。」   在父親的安排下,以隨小表哥去後方讀書為由,企圖矇過母親的注意,孰料在臨行的前一刻,仍是被母親發覺了,母親堅持不允,哭得非常傷心,我被真摯的親情打動了、軟化了,幾乎動搖了我的意志,放棄我原有的決定。
  「民族大義與骨肉親情」,在內心激烈的交戰與扎掙,難捨難取。就在此時,腦海中響起了父親的聲音:「孩子,『忠孝不能兩全』,你去吧」。我在極其痛苦中作了最後的抉擇;「爸爸、媽媽,請多保重」,我哽咽的轉過頭,毅然捨下了我最親愛的父母,走出了家門,帶著母親的淚眼,父親的祝福,奔向抗日報國的行列。
  從此,我由一個養尊處優的女孩,轉變為持干戈衛社稷的女兵。 離開家,第一站就到了當時東南行政區的抗日重鎮--金華縣,經第一支隊大隊附葉潤華先生介紹,我與小表哥秦鳳鳴都參加了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總團第一支隊,支隊長是趙龍文先生,部隊駐防地在金華縣白龍潭鎮嶺下朱,我的工作對象是負責宣導村中的少女與婦女們,我把一顆熱情真摯的心投向她們,不久我們就成為親睦的好朋友。漸漸的,她們的民族意識抬頭了,抗日愛國的熱情燃燒起來了,當我們的部隊奉命要調防前線時,竟有一位少女與少年,堅決執意要隨同我共赴前線去殺敵,我好感動。
  出征的部隊出發了,我們每個人都抱著殺敵報國誓死沙場的決心,開赴前線的。從此,我們每日都生活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毫不畏懼。
  我奉命派駐至大源鎮負責民運組訓工作,大源鎮是司令部駐防重鎮,位於富春江旁,與敵人隔水相峙,敵人可隨時來犯,我深感責任重大。

樹立典範---慨捐十億家宅 只為讓古蹟永存
楊渡83-6-12中時晚報

不畏古蹟魔咒的奇女子

  在每一個被列為私有古蹟的住戶心目中,沒有比「古蹟」這個魔咒更可怕的事了。從此,他們沒有改變住宅設計的可能,更沒有出售古蹟的可能,只有不斷的維修,這費用如果不懂得向官方爭取,有時還必須自掏腰包。
  每一個古蹟都是在重要的開發地區,因為古蹟的上一代人,當然不會選擇在荒郊野外建設住宅,而是在農業興盛或繁華的地段。這便是古蹟所在地大都是古城(台南、鹿港)或以往的農業興盛區(例如霧峰、三峽)。到了現代,這些地段恰恰是地價上漲最多的地方,有誰願意自己的住宅被劃入古蹟、無法買賣、無法變更用途、失去經濟價值呢?
  在人人不希望住宅變成古蹟,甚至希望解除古蹟限制的社會中,將價值十億的私有古蹟土地,捐給政府,要求政府維護其古蹟的「傻瓜」,有嗎?
  有的,她不是一個台灣人,但卻是嫁作台北蘆洲媳婦的杭州「美女」,她把蘆洲李宅的私有古蹟捐給政府了。這是一個奇特無比的現象之一。再其次,她也不是一個家財萬貫,生活富裕的人,恰恰相反,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曾因匪諜案而入獄,帶著剛剛生下不久的孩子坐牢,那孩子竟是在獄中哺育的。她的丈夫名叫李友邦,五十年代是台灣省黨部副主委,陳誠的副手,但因匪諜案被國民政府槍決。奇怪的是,他的罪名雖是「匪諜」,但沒有任何中共組織上的關係。這樣一個家庭的背景,卻願意把價值十億元的古蹟,捐給關過她、又槍決過她丈夫的政府。

目睹古蹟變為商業區 向總統府上「陳情書」

  然而更為奇特的是:這樣一個作過官太太,坐過牢,半生巔沛的女人,竟然在晚年,仍堅持要將保存文化古蹟,當作今生最重要的事業之一。目睹著古蹟一個個被改變為商業區、住宅區,她為了保存自身與共同的文化資產,不斷和政府打交道,也不斷呼籲。最後,為了永久保存古蹟,她向總統府發出一封「陳請書」,要求總統府,應基於保護文化資產古蹟的原則,徵收古蹟,如此才可以免於古蹟的流失。而除了陳情人李嚴秀峰之外,參與連署的社會各界人士,包括了知識界、文化界、政治界的精英共有四千多人。
  值得重視的不是這份名單的人數,而是名單上的人物都是一方知名人士,卻願意為嚴秀峰簽名連署,向李總統陳情。這恐怕是朝野之間,很難有人能做到的吧!
  但嚴秀峰是如何做到的呢?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僅是她的個人影響力,以及契而不捨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社會中,有人願意捨棄自家十億價值的產業,為文化作奉獻,完全無私的為公共的文化資產保護,作拋磚引玉的典範。這樣的氣魄和精神有多少人能做到呢?不要說公利社會的現在,即使是文化人,自身捫心自問:敢於這樣拋棄財產的人恐怕也不多!這便是李嚴秀峰的可敬之處,她其實是以自身的精神號召,來完成這樣一份連署的。

嚴秀峰身上的三個傳奇

  李嚴秀峰的身上因此有三個傳奇:第一,她以杭州人的身份參加抗戰,嫁給蘆洲人,成為台灣媳婦;第二,她以省黨部副主委夫人的身份,坐國民黨的大牢;第三,她以這樣的身世,竟未記恨,反而捐出李家的私有古蹟,同時完成沒有人能做到的四千多人連署陳情書。
  抗戰初起時,她以高中生的年紀,和自己的父母說明,想要參加抗戰。但母親哭著阻止了她,不料父親卻在私下裡支持她,讓她走上了抗戰之路。抗戰後期,富春江戰役中,她以小小年紀,竟在游擊隊裡負責青年、婦女工作,在日本的大反擊中,她以一個女孩卻爬過炮火漫天的山路,去傳遞訊息。這個記憶,在她的一生中,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直到兩年前,赴大陸重遊舊地時,它還能記得當年爬過的山路。
  遇見李友邦是她生命的另一個轉悷點。這個台灣蘆洲人,在台灣即因抗日而逃亡大陸,進入黃埔二期。由於思想問題,在杭州即坐過國民黨的牢(三年),抗戰開始,他目睹台灣人在大陸,因日本人的殖民地背景,被視為日本間諜,背負日本人的原罪,遂組織「台灣義勇隊」,宣傳台灣現況,並讓台灣醫生在浙江一帶行醫,而改變台灣人的形象。這時嚴秀峰認識了李友邦。當時的嚴秀峰是年紀輕輕的抗日分子,在認識李友邦的志向和理想後,答應李的求婚。
  抗戰勝利後,她跟隨丈夫來到台灣,當時,國民黨以對李友邦有所懷疑,即解散了「台灣義勇隊」,名義上是改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所以不需要存在,但實質卻是懷疑李和台灣義勇隊。

杭州美女下嫁台灣郎 曾經坐過國民黨大牢

  但李友邦仍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之團部主任,(即三青團在台最高負責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李友邦因反對陳儀的處理方式,當陳儀要求他在廣播中勸告台灣老百姓,他斷然拒絕了。不料二二八事件後,竟因有不少三青團員參與事件,李友邦被逮捕,押送南京。這時嚴秀峰還是懷有身孕的母親,卻直接赴南京向蔣經國陳情。得到蔣經國的了解,李友邦才自獄中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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